2016年9月2日，大二男生彬彬到长春九龙泌尿外科医院（以下简称“长春九龙医院”）做了男科手术。术后，彬彬告诉父母和同学自己做了个叫包皮环切的小手术。

　　2016年9月2日，大二男生彬彬到长春九龙泌尿外科医院（以下简称“长春九龙医院”）做了男科手术。术后，彬彬告诉父母和同学自己做了个叫包皮环切的小手术。对于儿子突然做手术的原因，妈妈一直没有搞清楚。

　　由于儿子说身体状态不好，彬彬的妈妈就从赶到长春，找到了彬彬的主治医生张艳斌。然而，医生说小手术不需要住院，打几天消炎药即可。

　　9月14日，彬彬到长春九龙医院打消炎点滴，过程中出现休克症状。抢救过来后，医生让彬彬去大医院检查。

　　彬彬的亲友们不相信一个小小的门诊手术会导致彬彬的死亡，他们意外地找到了彬彬在长春九龙医院就诊收费的存根。其中一张单据居然写着两个手术的名目，除了1200元的包皮环切术，还有彬彬从未透露过的3500元的延长术。

　　在省卫计委发布的19个专业手术分级目录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延长术，深圳市卫计委也因为该手术存在风险而叫停。

　　在彬彬去世后的第四天，家属再次找到主治医生张艳斌。在没有透露彬彬死亡之前，医生一再强调彬彬的治疗和恢复都没有问题。

　　彬彬的父母找到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一起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做司法鉴定。2016年10月31日，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鉴定意见书，认为造成彬彬死亡的根本原因是他做的两个男科手术，而长春九龙医院在诊疗过程中违反诊疗规范，存在，的参与度为完全责任。

　　彬彬的家人带着鉴定结果去了医院十多次，但是院方一直沟通。在一再去医院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正在跟长春九龙医院打官司的苏先生。

　　到长春九龙医院治疗不孕不育的苏先生，却被医生做了两个和不孕不育毫无关系的手术。白挨了两刀，不仅没能治好病，反而因手术导致生殖器官功能性损伤，被鉴定为六级伤残。巧合的是，给苏先生做手术的医生与给彬彬做手术的医生是同一人。 苏先生夫妻俩试图先找医院协商解决，医院也是一样的闭门谢客。

　　为了见到彬彬和苏先生的医生，记者决定以患者的身份重走彬彬和苏先生的就医之。网上预约时，记者提出想挂彬彬的主治医生张艳斌的号，对方立刻以医生外出为由否决了。到医院后，导医告诉记者为彬彬和苏先生做手术的医生付春成也不在，将记者带进了另外一位“专家”吕主任的诊室。

　　简单询问后，吕大夫让记者先做检查化验，不到5分钟，记者就拿到了结果。看到记者的结果，吕大夫的脸色立刻凝重起来，给记者分析病情并记者立刻治疗。

　　记者借口想和家人商量一下，带着检查结果离开长春九龙医院，来到了权威的公立甲等医院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记者挂了男科的专家号，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男科主任医师李付彪开单子给记者做了和长春九龙医院相同的两项检查。这一次，记者分别是53分钟后和两天后拿到的检查结果。在该医院的检查中，数据结果与之前长春九龙医院的差距巨大，检查结果表明记者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或许彬彬、苏先生和记者的不能代表长春九龙医院的全部，我们宁愿相信，也许只是了一些不良的医生。但是即使是这样，长春九龙医院所出的问题还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就在彬彬一家决定像苏先生一样法庭时，医院答应以80万元协商解决。彬彬的妈妈说他们不想再拖下去了，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赔偿解决方案，毕竟孩子的遗体能早一点回家。而苏先生表示自己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要为自己的争出一个理儿来。

　　Q1：出现医疗纠纷时，如果要走法律程序，常见的是做医疗事故鉴定，但彬彬的父母选择了做司法鉴定，二者有什么区别？

　　A1：医疗事故鉴定多半是由各级医学会从技术层面和责任层面来鉴定，而司法鉴定是由司法机构针对者的损害程度来进行鉴定，如尸检，另外也能为赔偿做一些标准的铺垫。所以它俩的层面不同，法院都可采纳。

　　Q2：我们经常说医者仁心，所以很多患者在面对医生的时候，把自己的健康、生命都交给了对方。那案例中反映出的这一类的医院和医生，实际上在严重地这种信任，这种现象您怎么评价？

　　A2：医生应当按照诊疗常规，不能忽悠，不能蒙钱，不能过度诊断。患者到这些医院去，自己心里应该有个谱，不能要多少就给多少，听别人说什么是什么。我觉得我国的民营医院在诊疗常规方面缺乏监管，民营医院数量多，管不过来；而行业协会又没有去监管，导致很困难。医政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特别是在引进民营资本的情况下，加业监管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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