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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   四天过去了,父亲高向增还没从这场变故中缓过神来。身心交瘁的他,时常感觉女儿高琦就在身边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仿佛4岁的女儿就趴在耳边,一声一声叫爸爸。我感觉跟她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说到这里,眼泪又掉下来了。

      生于1986年的高向增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结婚生子以后,这个年轻人才感觉自己线号从上海连夜赶回,女儿已与自己相隔,家中二位老人因伤心过度病倒。夫妻二人常年在上海打工,孩子被爷爷奶奶拉扯大,感情极深。虽然他们嘴上不说,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觉得没有帮我们照顾好孩子。

      这个月28号就是琦琦四周岁生日,虽然孩子已经不在,夫妻二人还是到镇上买了蛋糕和糖果,准备给孩子过生日。蛋糕写着一行字:宝贝,生日快乐,爸妈永远爱你。

      高向增和妻子都是正宁县人,在上海相识相恋,2007年回老家结婚。自己在孩子刚出生十几天后就离开了,而妻子也是在孩子刚满100天左右时离开。高向增说,在南方待的时间长了,忘记西北农村灰土大,去年夏天回家看到灰头土脸的女儿,顿时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回头想来,高向增觉得自己两头:对女儿,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

      让高向增最为介怀的是,因为和孩子相处时间太少,孩子跟父母并不亲近,电话中从来没叫过他爸爸。直到临走之时,孩子也没开口。但奶奶说,孩子平日在家经常拿一个玩具电话自言自语,叫爸爸妈妈。夫妻俩听到这些,潸然泪下。

      女儿生得乖巧,外表像爸爸,性格像妈妈。去年国庆节,夫妻俩把孩子接到上海。一家人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天伦之乐。有时候我扫地,她就帮着拿扫帚。最初,他们想让孩子就读上海的幼儿园,但因为还不满四岁,私立托儿所每个月一千多块的费用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公立幼儿园的各项政策,外地孩子也无法享受,所以只好又把孩子送回来。

      琦琦爷爷奶奶都没什么文化,妈妈主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提早接受教育,孩子这个年龄段学东西快,不去怕耽误了。小博士幼儿园是榆林子镇唯一的幼儿园,妈妈今年中秋节回来时,亲自带着琦琦到镇上这所幼儿园报了名。三个多月来,女儿很喜欢上学,每次听到校车来都很高兴,吵着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夫妻俩很高兴,特意在上海超市里买了不错的书包寄回来。因为不在老家,夫妻俩只知道孩子上幼儿园有校车接送,但校车这么拥挤,父母没有说起,他俩也不知道。但高向增也说,农村的条件就是这样,那么多孩子,即使校车拥挤,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正宁是传统的农业县,农民以种粮为主,也种植些烟草、苹果等经济作物营生,一年下来收入有限,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高向增2003到上海打工,做过舞美搭台、学过拉面,现在上海地铁公司后勤单位做饭,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上班,虽然忙碌,拿的是上海市的最低工资,但是包吃包住,收入还算稳定,并不觉得辛苦,觉得这样反而很好。打工在外七八年,高向增每次回家时间都很短,见到老家很多乡亲,脸熟却叫不上名字。

      他坦言,自己还是喜欢大城市,不管怎样,在外打拼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无论在外面吃过多少苦,都没想过回家,也回不来。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吃不起种地的苦。

      高向增说,之所以去上海打工,和先在上海的大哥有很大关系。大哥只比高向增大两岁,但是能干、,已经在上海买房结婚,孩子也送进了当地幼儿园。高向增说,哥哥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压力。

      因为春运人多,买票困难,花费也多,弟兄三人春节时基本都在外地过年,只剩下老人在家。一家人就这样,各处一方,彼此都觉得亏欠。今年春节,他们原本约好一起回家和父母过个团圆年,没想到又天生变故。

      高向增暂时不打算回上海上班了,他打算带妻子四处去走走,散散心,借此抚平丧女之痛。他说,全家平安,过年好好团聚,比什么都好。

      从正宁县城往西南方向不到20公里,就是11-16校车事故发生地榆林子镇。

      从11月17日正宁县人民医院公布的名单看,12名受伤孩子全部分布在于家咀。3人腹痛,9人不同程度脑震荡、头部外伤、实质脏器破裂和颅底骨折。

      我们没能拿到于家咀全部受伤孩子数据。但仅在第四组,我们就了解到5个孩子受伤,另有1个已经遇难。

      第一次去于家咀,我们在村口问一户村民,试图找到一个遇难孩子的家。这位村民走到院坝里,抬手往四周一指,说这都是。

      没办法,这是我听到最多的回答。跟幼儿园反映过校车超载,不起作用,没办法;能赔偿多少就是多少,定的,还是没办法。

      那些从外面打工赶回来的年轻父母,向往着城市里更高质量的生活,但在千里之外贫瘠的乡间,一家老小依然是心头沉重的牵绊。

      与父辈不同,在城市里生活多年的他们更有自身权益的意识,对不公平更,也因为如此,他们也更知现实。

      遇难孩子高琦琦的父亲高向增,对事故善后的一些做法都颇有微词,但又不敢闹僵,闹也闹不过,而且父母还要在家里生活。虽然生活在城市,我终究还是个农民,我能改变了什么?

      他恨自己给女儿的时间太少,恨没能常回家尽孝。无论是面对年迈的父母,还是已经去世的孩子的照片,他感到的都是。

      这位25岁的年轻人,以一纸初中文凭在上海打拼8年,如今总算安定。现在,他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吃过的苦头都换了一身沧桑。

      11月20日,幼儿家长们已经在泪水中度过第四天,大部分人已接受43.6万的赔偿。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

      家长们能做的,就是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然后在村干部的陪同下,从殡仪馆领回孩子早已冰冷的遗体。

      据新京报11月21日报道,全国妇联儿童部部长邓丽在2011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透露,在农村五周岁以下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40.19%,为2300万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7省0-5周岁留守幼儿均超过百万人。

      据了解,黑校车、超载校车多集中于部、农村地区、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城乡结合部。有学者统计近5年报道的74起校车安全事故数据后发现,在死亡人数中有74%是农村学生;49%的校车事故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50%在幼儿园。因为撤乡并镇带来学区及学校布局调整,学区服务覆盖面加大,导致部分学生途偏远必须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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